核电站的安全特征是高危险性、低风险率，公众舆论对其安全性期望值高。以往对核电站的安全性主要通过法规和硬件设施来实现，如政府对核电站立项实行严格的审批制度，安全装置采用多重纵深防御系统。但同所有工业企业一样，无论多么先进的系统，由于种种原因引起某些设备失效而产生事故是可能的。在研究中发现，核电站事故中绝大部分(约为80%，各国情况不尽相同)不是因设备故障，而是人员失误直接或间接导致的。世界核电史上两次最大事故(1979年美国三里岛核电站事故和1986年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均如此。

这两次事故对世界震动很大，也促使人们进一步研究、探索核安全的立足点、层次和完善途径，以及实行、落实"安全第一"的最有效办法。在此背景下，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的国际核安全咨询组(INSAG)于1986年在《切尔诺贝利事故后审评会议总结报告》中首次引出"安全文化"一词。核安全文化一出现就引起了广泛的重视与兴趣。因为长期以来，对核电站的安全措施耗费了巨大的资金和精力，也使用了许多新方法，应该说核电站系统的可靠性、安全性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然而，事故仍时有发生，尤其是还产生了三里岛和切尔诺贝利这样的严重事故。广义的人因问题成了长期困扰核电站安全的一大难题。而安全文化的提出，似乎为解决这个难题提供了一条途径。

1988年，INSAG进一步在《核电安全的基本原则》中把安全文化的概念作为一种基本管理原则，表述为:实现安全的目标必须渗透到为核电站发电所进行的一切活动中去。上述两份报告发表后，安全文化一词在与核安全有关的文件中越来越多地被使用，但是该术语的含义有待于进一步明确，对于如何评价安全文化也缺乏指导，这引起了国际上、包括非核工业界的热烈讨论。为总结这些讨论及回答这些讨论所提出的问题，1991年INSAG出版了《安全文化》(INASG-4)一书，深入论述了安全文化这一概念:其定义和特征，对不同层次的要求，如何衡量所达到的安全文化的程度等。至此，可以说核安全文化正式诞生了。

安全文化的产生对核安全的改善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以至于有不少专家认为:核能界目前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安全文化推动下进行的，建立安全文化已成为任何国家利用核电的先决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