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他们征服茫茫戈壁、踏过深山峡谷，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铸就了“两弹一星”惊世伟业，挺起了民族的脊梁，永远铭记在共和国的史册上。

1959年，正值我国核武器事业发展的关键时期，苏联突然毁约停援，撤走了全部在华专家。

只有自力更生，才能搞出我们自己的原子弹！

国际著名物理学家王淦昌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临危受命。

当时的王淦昌刚刚因为发现反西格玛负超子，被视为诺贝尔奖的有力竞争者，但当组织上提出要他隐姓埋名、秘密主导我国原子弹研究时，这位年过半百的老专家毫不迟疑，他掷地有声地说：“我愿以身许国！”

从此，一位名扬中外的世界顶尖科学家从国际物理学界消失了17年。王淦昌去哪儿了？为早日爆响“争气弹”，他改名为“王京”，奔赴核武器研究的第一线。

环境是恶劣的，高寒缺氧、飞沙走石；条件是艰苦的，没有砖房，就住在军用帐篷里，没有粮食，就去挖野菜、掏老鼠洞；工作是艰辛的，用手搅拌炸药，常常还没做完试验，就被风沙、汗水裹成了泥人；操作是危险的，徒手插雷管，爆炸物四处飞射……

王淦昌是基地里最年长的科学家，在海拔3200米的青海高原上，他和同志们一样忍受头晕、目眩、心悸等高原反应，还亲自爬到100多米高的铁塔上，对试验装置进行逐项检查。他也因饥饿得了浮肿病，但仍坚持和大家一起生活、一起工作。

他常说:“搞科学研究的人，不能怕艰苦，饭吃饱了就行，我们甚至可以过原始人的生活。”

爆轰试验做了3000多次，终于使他们掌握了核弹爆炸的规律，那一刻，王淦昌泪流满面。

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自己的祖国，他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以身许国”的誓言。

2003年，一颗小行星被命名为“王淦昌星”，王淦昌这个名字也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

王淦昌先生一生桃李满天下，他的学生中有一位我们非常敬仰的“两弹一星”元勋，那就是邓稼先。

在原子弹研制之初，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找到邓稼先，对他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组织希望你能参与到这个工作中来，你愿不愿意啊？”

邓稼先义无反顾肩负起了国家使命。但由于保密需要，面对妻子“去哪儿？做什么？去多久？”的追问，他只能回答“不能说，不能说，不能说啊。”

从那天后，邓稼先走进大漠荒烟，始终站在中国核武器研究、设计、制造的第一线，与家人聚少离多了整整28年。

这28年，他错过了儿女的次次生日；28年，错过了对妻子的深情陪伴；28年，错过了病重母亲病床前的尽孝……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让中华民族挺起了脊梁。而邓稼先并没有就此止步，在新中国进行的45次核试验中，32次都有他的身影，15次都是邓稼先亲自指挥的。

那是1979年的一次核弹空投试验，天空没有出现蘑菇云，核弹从高空直接掉到了地上。

核弹去哪儿了？为什么没有爆炸？

工作人员马上要进入试验区，必须要找到这枚弹头。

邓稼先不顾战友们的劝阻：“你们不要争了，我进去！它是我设计的，我更清楚。为了它，我哪怕是死了，也值得！”

邓稼先奋不顾身地冲进试验区，双手捧起了核弹的碎片。那一刻，他生命的倒计时，开始了。

1985年，邓稼先的身体实在撑不住了，组织强行安排他住院治疗，住院的363天，做了3次大手术，止痛针从每天一针变为每小时一针，但即便如此，他还是把大量外文资料藏在壁橱里，背着医生继续研究。

邓稼先判断，超级大国一定会通过禁止核试验来限制别国，要与死神赛跑！要在最后的时间里，把今后自力更生的建议方案留给国家！正是得益于这份用生命写就的发展建议书，十年后，中国才有底气向世界宣布——停止核试验。

1986年7月29日，这位对中国核事业居功至伟的科学家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邓稼先曾说：“研制核武器是中国人民的核心利益所在，我不爱武器，我爱和平，但为了和平，我们需要武器。假如生命终结后可以再生，那么，我仍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

正当王淦昌、邓稼先等科学家开展原子弹研制工作的同时，另外一位科学家克服重重困难，开始主导我国研制氢弹的各项工作，他就是从未留过洋、纯靠自力更生的“国产专家”于敏。

面对世界核大国的技术封锁，于敏带领团队从零开始，开启了夜以继日的“百日大会战”。他们来到大西北，吃夹砂子的馒头，喝着苦碱水，忍受冬季零下30多度的极寒天气，只为完成氢弹的核试验。在氢弹研制过程中，于敏长期奔波在北京和西北之间，因过度劳累和沉重的精神压力，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在核爆试验中，他身体虚弱几经晕厥，却依然坚持抓紧时间抢进度，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搞出氢弹物理方案。

此身长报国，拿命换科研，这是何等的境界！

氢弹计算复杂程度难以想象，且当时全国唯一一台专业计算机把95%的时间留给原子弹的计算，只有5%的时间留给于敏设计氢弹。

计算机不够用，他就带领大家人手一把计算尺，开始凭脑力人工计算。

他常常半跪在地上分析堆积如山的计算纸带，一条条规律被归纳出来了，全新的氢弹构型终于在中国人的智慧和努力中诞生。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更为惊人的是爆炸威力与于敏的计算结果完全一致。从原子弹爆炸到氢弹爆炸，我国只用了2年零8个月，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核讹诈，使中华民族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为了祖国的核事业，于敏一直工作到93岁。他曾说：“为了祖国的安全，我愿意为国家和民族的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

这是一位科学家的传奇，也是中华民族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铸就的不朽丰碑。

邓小平曾说：“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

空气动力学家郭永怀，是唯一一位为核弹、导弹及人造卫星事业都作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家。

早在20世纪40年代，郭永怀就已经名扬海外，他被美国人描述为“既是可以改变世界的人，也是可以征服宇宙的人”。那时，郭永怀李佩一家住在美国康奈尔大学，郭永怀主持着航天研究院的工作，同时他也被禁止离开美国。但为了能顺利回国，他在美国当众烧毁了凝聚自己十几年心血都没有公开发表的研究资料，斩钉截铁地说：

“中国是我的祖国，我是无论如何也要回去的！”

1956年底，郭永怀一家终于踏上了归国的旅途，这一天，他等了整整16年。1960年，他参与到我国“两弹一星”事业的研制工作中，开始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秘密攻坚。

1968年的冬天，郭永怀像往常一样带领着科研团队在青海高原的核基地夜以继日地工作。一组直接关系到我国第二代导弹核武器成功与否的关键数据被计算出来，他整理好绝密资料，装进随身携带的公文包。他一刻也不愿耽误，便急匆匆连夜乘飞机赶往北京。

可谁也没有想到，1968年12月5日凌晨，郭永怀乘坐的飞机在即将着陆时忽然坠落，59岁的郭永怀不幸遇难。

当人们通过手表和沾满血迹的眼镜片辨认出郭永怀的遗体时，看到他和自己的警卫员牟方东紧紧地抱在一起，好不容易将两人分开后，发现那只装有绝密实验数据的公文包就夹在两人中间，保存得完好无损。

在生命的最后瞬间，郭永怀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保护了对国家有重要价值的绝密资料。正是依据这份珍贵的实验数据，就在他牺牲的22天后，我国的第一颗热核导弹成功试爆，氢弹武器化得以实现。郭永怀去世后，他的妻子李佩很少当着人面提起往事，人们看到的多是她平静如水的神情。

李佩说：“老郭，你不在的日子很辛苦，也很艰难，但我要活得坚强，活得勇敢。老郭你看，家里的沙发茶几、桌椅板凳，这些摆设几十年了，一点都没动过，我只是把枕头从床头挪到了床尾，这样每天起床，我都能看到你的照片。”

“两弹一星”事迹永存，给予我们无穷的力量。昨天我们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今天我们打造国之重器，锻造国家名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两弹一星”精神激励和鼓舞了几代人，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一定要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使之转化为不可限量的物质创造力。

让我们牢牢记住“两弹一星”精神，将这宝贵的精神财富传承下去，点燃心中的那团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