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11日，日本发生9.0 级地震并引发海啸，导致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核事故。10年间国际上关于核电发展的讨论从未停止，日本核电发展经历了“叫停”“放缓”“重启”的沉浮之路。回顾这段历程，对于我们审视核电的安全发展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日本核电重启之路“举步维艰”

福岛核事故之前，在日本，核电提供了超过30%的电力需求，但是到2014年，核电在日本发电占比降为0%。在这期间，日本新成立了原子能规制委员会（NRA）“致力于制定世界上最严格的监管标准”，日本核电站重启必须根据最新规制基准进行合规性审查。自2015年至2020年1月，日本共有15座核电机组的审查工作完成，其中9座已恢复运行，其余18个可运行的机组正处于审查过程的不同阶段。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很多核电机组已通过新安全标准审查，但由于福岛核事故的阴影，并不容易得到当地居民和自治体的同意，重启工作困难重重。

日本核电重启之“不确定”因素

2017年7月，日本原子能委员会制定了《关于原子能利用的基本观点》，紧接着又重新发布因福岛事故而中断了长达7年之久的《原子能白皮书》，这是自2009年以来的首次改订。新版白皮书梳理了核能利用所处的环境变化，包括事故后监管制度的强化。这些文件已大致勾勒出今后日本核能产业政策的主要内容和方向，“第五次能源基本计划”关于继续发展核电的基本方针没有改变。但日本核电恢复重启的既定目标是否能达成，取决于以下几个不确定因素：

公众反对。日本政策制定者和核工业面临的最严峻挑战，就是公众对核能失去信心。伴随着核电机组不断重启，日本民间的抗议活动从未停止。日本国内相关民调显示，民众对核能的态度很消极。57%的受访者反对重启现有核电站，即使他们对最新的监管标准感到满意，仍有73%的人支持逐步淘汰核能，14%的人支持立即关闭所有核电站。

核废料处理的不确定性。日本是个火山和地震多发的国家，核电站建设的先天地质条件不具优势。2019年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乏燃料达

约1.82万吨，燃料池贮存容量日渐紧张。日本有关法律要求对乏燃料进行再处理，以回收其中的钚和铀，但日本唯一的商业后处理厂六所村的燃料储量也已经接近饱和。

新一代核电技术开发的不确定性。发展高温气冷堆作为日本下一代核能技术创新的重点战略目标，也因福岛核事故导致实验堆和商用堆计划搁浅。核电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关键取决于今后是否能开发出安全性更高、经济性更好的新一代核电技术。

核电市场发展的不确定性。福岛核事故后，日本的核电厂商无法期待国内新建核电站或更新核电机组，纷纷通过出口海外寻找出路。10年来日本核电出口“零”成就，虽然先后拿下越南、立陶宛、英国、土耳其等国的订单，但因民意和经济等原因这些核电项目已基本全盘落空。

寻找日本核电发展的确定性

日本2018年制定（将于2021年修订）的基本能源计划的目标是，到2030年22%-24%的能源来自可再生能源，20%-22%的能源来自核电，56%的能源来自化石燃料。2020年10月日本首相菅义伟承诺到2030年将可再生能源的份额提高到50%，2050年实现净零碳排放。

日本国际原子能机构主席伊井隆志在2021年新年声明中说，日本要在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目标，利用核能作为低碳能源将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正视上述不确定性因素的存在，对各种能源的经济性、安全性和环境性进行客观比较和优化配置，创造出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从而夯实未来核电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才能真正为后福岛时代的日本继续发展核电寻求一条确定性的出路。

在风险中寻求安全

日本福岛核事故后，我国立即全面开展核设施综合安全检查和制定核安全规划，积极汲取国外福岛后改进行动的新做法和新措施，持续改进提升我国核电的安全保障。从核事故中总结经验教训，在风险社会里预防把控风险、在不确定中寻求确定性、在风险中寻求安全，正是核安全持续改进的核心要义。

按《中国核能发展报告（2020）》预测，我国“未来有望每年上马6～8台核电机组”，这使得核安全监管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我们必须认真分析新形势、新发展带来的新要求与新挑战，以总书记提出的“理性、协调、并进”的中国核安全观为引领，强调发展和安全并重，推进核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确保安全为前提发展核能事业，在核事业新发展中谱写核安全工作新篇章。

作者单位：生态环境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