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1月3日，由中国核能行业协会主办的“2022年核安全文化建设经验交流大会”在北京召开。国家核安全局副局长、核电安全监管司司长汤搏在大会上做了书面致辞，现摘要分享，以飨读者。

国家核安全局副局长、核电安全监管司司长  汤搏

何为安全文化？

众所周知，1986年，安全文化的概念首先由国际原子能机构在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审查会议的总结报告INSAG-1中提出。

1988年，国际原子能机构在INSAG-3《核电安全的基本原则》中对其进行了原则性描述，但由于对其详细内涵还不完全清楚，国内在翻译时将其译为“安全素养”。

1991年，国际原子能机构出版INSAG-4《安全文化》，全面阐述了安全文化的概念。国内对安全文化的概念高度重视，很快组织了翻译工作，随后开展了各种培训和宣贯，许多单位也以各种方式开展了安全文化的建设工作。安全文化的概念不仅仅停留在核能界，也广泛传播到其他安全领域。

我国核电在1980年代起步，九十年代初期，秦山核电和大亚湾核电先后建成投运。回顾一下，我们可以看到从那时起到今天，我国核电的安全运行取得了良好业绩，安全运行指标有了极大地提高。个人看法，安全文化的建设对保持我国核电的安全运行和安全水平的提高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安全文化的作用能度量吗？

安全文化建设到底对我国核电发展的安全作出了多大贡献，我们恐怕很难清晰地表述出来。这表明，在安全文化建设方面我们还有许多需要进一步深入开展的工作，个人认为应该关注如下几方面。

一是要加强安全文化的理论研究。近些年来，国内开展了许多安全文化的研究工作，但许多研究工作仅集中在阐述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安全文化理念，或强调安全文化的重要性方面。举一个例子，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安全文化强调组织和个人种种观念和特性的总和，而组织特性包括组织架构、责任分配、授权、接口、程序、审查等多方面。我曾经请教有关专家，这与质保要求有何区别？但没人能清楚回答。最近读一本记述美国核管会从确定论安全监管到风险指引安全监管的著作，“safety enough？”，看到美国核管会曾组织工程专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研究安全文化。为了使安全文化能够度量，专家们花了很大力气试图进行量化，过程中又考察安全文化的要素与安全绩效的相关性，发现很多安全文化要素与安全绩效找不到相关性。这样的研究会大大加深对安全文化的理解，乃至提高，而不是浮在面上。加强安全文化研究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下一点。

二是避免安全文化概念的泛化、口号化和教条化。在安全文化建设过程中，还要避免的一个现象是避免概念的泛化，把安全文化做成一个筐，什么都要装进去，或者把安全文化当做一个灵丹妙药，一剂下去百病全消。例如，在设备制造企业推行“核安全文化”。INSAG-4提到的安全文化的组织层次包括政府、监管机构和核设施营运单位，而作为承包商，INSAG-4强调主要是质量文化，这是很合理的。一个设备制造企业的主要职责是按照采购要求保质保量地提供设备，实在没有必要了解设备到核设施的具体用途和安全影响。安全文化概念泛化的结果必然导致其口号化和教条化。毛泽东当年批评教条主义是把马列主义当作一支箭放在手里把玩，赞叹“好箭、好箭”，就是不射出去。我们也不能这样对待安全文化，特别是不但不射出去，甚至射的时候都找不到靶子，不能“有的放矢”。

真正使安全文化落地

几年前，国家核安全局召开经验反馈交流大会，一位企业领导谈到“目前安全文化上下一般粗”。这是很有见地的。国家核安全局一个监督站曾经联合技术支持单位，对某核电厂进行安全文化检查，结论是这个核电厂的安全文化有差距，因为询问了三十多位工作人员，几乎没有人能够回答出安全文化的八大特征。我曾经开玩笑，把检查组找来，一个个背安全文化八大特征，恐怕也没几个人能背出来。INSAG-4指出，由于在企业中的职位不同，安全责任不同，安全文化的特征也会不同。例如，对一线操作人员来说，只要做到：严谨的工作作风；严格按程序办事；质疑的工作态度；对不了解的工作保持谨慎态度善于交流；能及时与他人沟通，寻求帮助。这就是有很好的安全文化，实在无必要背诵安全文化的八大特征。只有使安全文化真正落地，而不是虚浮在半空，安全文化才能够发挥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