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美最浓是红色。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是革命的颜色、奋斗的颜色，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本色。
6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进行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央政治局同志来到北大红楼，参观“光辉伟业 红色序章——北大红楼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主题展”，参观瞻仰丰泽园毛泽东同志故居。
北大红楼创造了党史上的多个“第一”，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是怎么来的
北大红楼兴建于1916年，是一座地上四层、地下一层的近代建筑，后成为北大校部、文科和图书馆所在地。这座今天看似不起眼的小楼，创造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多个“第一”，留下了李大钊、毛泽东等一批探寻救国救民真理的先驱者的不朽足迹。
在这里，马克思主义第一次走进中国大学。
1918年1月，李大钊出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红楼一层东南角的119号房间，是他曾经工作过的图书馆主任室。十月革命后，他思考着中国的命运，接连撰写《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等文章，并振臂高呼：“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919年5月，李大钊主编的《新青年》六卷五号开辟“马克思主义专号”，《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就是为这本专号特别写作。这是中国第一次对马克思主义作比较系统、完整的介绍。在他的主持下，北大图书馆成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
自1920年起，李大钊率先在北大开设《唯物史观》《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现代政治》等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这是中国大学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正式列入课程。
这里见证了北京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组织的诞生。1920年春，李大钊与陈独秀相约，同时在北京和上海从事建党的筹备工作。10月，李大钊在此组织成立了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取名“共产党小组”。11月，北京共产党小组举行会议，决定成立共产党北京支部，由李大钊任书记，陆续发展刘仁静、邓中夏、高君宇、张太雷等人加入。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北方的传播，为在中国建立全国统一的共产党组织创造了条件。小组成员还通过出版工人通俗读物、举办劳动补习学校、组织工会等方式团结工人力量，使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进一步结合。工人们这样唱道：“红旗一举千里明，铁锤一举山河动，只要我们团结紧啊，冲破乌云满天红！”
北大红楼附近还有三十余处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镌刻下一段段红色记忆
北大红楼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一个红色文化带，周围有《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吉安所左巷毛泽东在京居住地、“亢慕义斋”旧址等三十余处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一个个看似寻常的街巷，记录和见证着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追求真理、救国救民的不寻常历程。
位于沙滩后街59号院的“亢慕义斋”，就是其中一处值得纪念的历史旧址。
1920年3月，李大钊、邓中夏等人决定组织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团体，名叫“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中国最早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团体。
研究会一开始是在秘密状态下成立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大力支持研究会的活动，从北大借了两间屋子给研究会做活动场所，一间做办公室，一间做图书室。他们给图书室名副其实地取名为“亢慕义斋”——“亢慕义”即英文共产主义的译音。
在马克思主义初传入中国时，国内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和译作很少，而条件简陋的“亢慕义斋”，却能得到大量丰富的藏书，如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恽代英译的《阶级争斗》等，其中不易可想而知。这是中国先进分子执着追求真理的体现，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生动见证。
景山东街吉安所东夹道7号的一间小房，见证着青年毛泽东与北大红楼的不解之缘。
1918年9月及1919年12月，毛泽东先后两度来到北京。第一次来北京时，在杨昌济引荐下，在北大图书馆里谋得一份助理员的工作。他在北大红楼附近租了一间民房，每天只需走几分钟，就能从住所抵达工作地点。
红楼一层西侧的第二阅览室就是毛泽东的工作地点。作为毛泽东直接上司的李大钊，成为影响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启蒙者。1936年毛泽东同斯诺谈话时说：“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1919年底，毛泽东再次到北京，虽然没有在红楼内工作，但他的许多活动却与之有密切关系，如常去“亢慕义斋”看书。对此，他回忆道：“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
“在红楼与马克思主义结缘的，不止毛泽东一人。”在北大红楼从事研究工作的党史专家刘静介绍，中共一大13名代表中，有7人曾在红楼学习或工作过。
透过革命旧址和一件件真实的历史文物，能使观众更加深刻地领悟到这段历史所蕴含的精神力量
以北大红楼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记载着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历史，形成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
——救国救民、勇于牺牲的爱国情怀。
1919年5月4日，面对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一批爱国青年挺身而出，誓言“国土不可断送、人民不可低头”，奏响了浩气长存的爱国主义壮歌。
李大钊、陈独秀认为，中国要革命、社会要彻底改造，仅靠一场运动、一股激情是不可能成功的，必须成立一个“强固精密的组织”，以完成“中国彻底的大改革”。他们率先提出从组织层面建党的计划，毅然投身于改变国家民族命运、为人民谋幸福的崇高事业中，以实际行动践行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
“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1927年4月6日，李大钊在北京被捕入狱。当面对生死考验，他从容地选择了为他认定的主义和事业献出生命。在党的早期革命活动中，高君宇、赵世炎、陈乔年、马骏、邓中夏……一大批革命先烈舍生忘死、前仆后继，展示出了坚守信仰的高尚人格和不怕牺牲的精神品质，擦亮了中国共产党人鲜红的生命底色。
——坚定信仰、追求真理的科学态度。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和力度，冲击了旧思想、旧观念、旧体制，唤醒了中国人民的觉悟。中国先进分子苦苦探索救国方案。他们认真研究、反复比较，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真理中看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小组成员积极投入到与其他思想流派的斗争，进行了“问题”与“主义”的论争、关于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讨论、批判无政府主义的斗争，旗帜鲜明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时代的真理，是“拯救中国的导星”。就这样，以北京为中心，在中国日渐形成了一个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群体。
“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正是党的早期革命者顺应潮流，立足国情，以科学态度进行认真的比较、严谨的论证，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救国救民的真理，推动中国革命向着正确和光明的方向前进。
——动员人民、组织群众的实践精神。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人民的理论，更是实践的理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无疑以知识分子为主，然而他们认识到，“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作不到的”。
1920年1月，在李大钊的号召和组织下，北京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就到人力车工人居住区进行调查。1921年1月初，长辛店工人劳动补习学校正式成立，几个月后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成立，这颗北方劳动界的明星开始发光。
“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正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走出书斋、深入群众，宣传革命思想、开展革命斗争、壮大革命力量，推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使科学理论变成动员民众、组织民众、变革社会的强大物质力量。